给草书注入明快激越的时代元素——写在曹友琥先生“纵笔抒怀”草书艺术展结束之际

·嵇绍玉

草书是书法艺术中诞生较早的一种书体,因简便、快速而在汉代开始大量使用。值得注意的是,草书在长期衍化过程中,受时代际遇影响,或多或少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备受推崇与迎迓,相反,有时还受到社会一定程度的排斥和责难。

曹友琥先生“纵笔抒怀”草书艺术展所展作品,除了给人们震撼和新鲜之处,就是他力求克除草书中这些负面因子,给草书注入明快激越的时代元素,以节制去草率、以正统去叛逆、以理性去癫狂,着力实现一次草书审美视域的新突破。

一、克除“草率”让草书回归节制

草书呱呱坠地、蹒跚前行时,就引起过一般人的非议,如汉赵壹即作《非草书》批评这种书风。诚然,草书起源及其发展是相对“正体”而言,有“杂乱无章、随便潦草”的遗孑,极似书法创作之“草稿”。其实,任何一种书体都有自己的演进逻辑,草书是书写艺术,有着更为强烈的笔法规范、结构体系和章法要求,不能仅仅因为速度迅疾而被打上不该有的草率烙印。

曹友琥先生深知,草书太过简约和率性，不仅不易辨析,也不利于书法艺术的繁荣、传播和普及。基于此,他通过有效“节制”,来克除草书中的某些草率性,一方面,以“节制”的创新笔法,使作品成为正书的承载体。正如我国台湾近现代书家张光宾在《中华书法史》中所说:“真书,它是为节制草书,而由隶楷褪去波磔而成。约在此前后,有颍川人刘德升,作行书,略加节制。”说明真书因节制草书而成,受之启迪,曹友琥先生反草为正,在草书中贯注正书、行书笔法元素,使草书包孕行楷,成为钩联篆书、隶书与行书、楷书“中介”的载体,在审美上起到行体篆体所达不到的艺术效果。一方面，以“节制”的结体系统,使作品成为鲜活的生命体。草率往往与无序枯燥相连,生命往往与活力明快相通。他力求通过打破字、行之间人们常见熟悉的组合方式,强化线条的连贯和融汇,通过大小、欹侧、映带、穿插、顿挫等变化,使一幅幅作品成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体,无论是展览中的小品《遗》《岸》,还是鸿篇巨制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都以错落有致的线条,充分展现生命体的特征,给赏析者以力量、激情、运动和有呼吸性的存在。再一方面,以“节制”的恭敬态度,使作品成为草率的藏匿体。他充满着对草书的敬畏,握管、执毫都以谦恭的态度藏匿住草书极易显现的狂躁和暴动,使作品沉雄稳实、坚如磐石,具有深厚的纵深感和严谨性。自作词《点绛唇·仙鹤归来》中的“一夜西风,匆匆万里”句,开端入笔,对草书顶礼膜拜之虔诚便跃然纸上。

二、克除“叛逆”让草书回归正位

书法历史上,草书确实为具有“叛逆”禀赋的书家提供了宣泄平台。几乎每个朝代都有那么些“叛逆”书家,他们避世、逃世、逆世、抗世,成为草书标杆性人物,为草书艺术带来一抹奇异的色彩。例如汉张芝,唐张旭、怀素,宋米芾,等等,他们受社会现实力量之阻滞,压抑、苦恼,胸怀不幸、哀痛,使他们有违时代,遁逃山林或庙宇,直接导致他们的草书生发、创造、变革以及审美都带着浓厚的叛逆色彩。因此,这种草书中显现的“叛逆”风格,常受到社会丝丝不容与缕缕诽谤。

曹友琥先生认为,叛时、逆世不可取,入世担当,积极有为才是书法艺术进步发展的外界动力和内在精神支柱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云:“儒家者流,盖出于司徒之官,助人君顺阴阳、明教化者也。游文于六经之中,留意于仁义之际,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,宗师仲尼,以重其言,于道最为高。”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到曹友琥先生草书创作。在他看来,书法艺术就应该以儒家入世为坐标轴,围绕着它来承担书家的社会责任与义务,为此,必须大量发挥其教化功能,来拓展书家情怀、纯化社会风俗、提升社会境界。我们观其“纵笔抒怀”草书艺术展的内容，第一部分为爱戴领袖,第二部分为爱恋家乡,第三部分为爱摹经典。很明显，“三爱”组合所凸显的价值观、责任观、审美观,旗帜鲜明、方向正确、初心永在,有导向、有担当、有教化。书家的人生意义,同样必须以自己的技能、智慧和思想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与价值,用明亮闪闪的双眸,深情注目这个火热时代,用宽广旷达的胸怀深情拥抱这个美丽世间。

一是展览成为社会所需要的正观照。草书千年积淀形成的大起大落、纵横捭阖的线条,成为书家的心灵观照。但草书的沉重性也在于此,它必然导致一些名利之徒,以此为幌子急功近利来信手涂鸦,成为一种艺术审美的反观照。曹友琥先生从传统经典入手，钟情于怀素等先贤圣辈的作品临摹,8篇《意临怀素作品》成为展览中的重中之重,每幅都有“振衣千仞冈”的万丈豪情,每幅都有“濯足万里流”的精神振奋。正如宋朱长文《续书断》中所说:“若夫尺牍叙情,碑版述事,惟其笔妙则可以珍藏,可以垂后,与文俱传;或其缪恶,则旋即弃掷,漫不顾省,与文俱废,如之何不以为意也。从这一视角出发,他的展览激荡人心、催人奋进,从而形成一种目前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建设中正观照。

二是展览成为社会所需要的正能量。草书强调水到渠成、瓜熟蒂落、不刻意,使作品不致沦为一种纯技法表现的艺术形式,由技法层面“技”上升到艺术层面“道”,以“道”来“教化”社会、感化社会,将书法从形而下的“器”中脱离出来,变为类推、观察、洞悉其他艺术甚至社会现象的正能量之一。展览作品内容既有岳飞《满江红·写怀》,亦有周敦颐《爱莲说》,刚与柔、动与静衍变为一系列“道”之表现,阳刚有方直、雄浑、疾捷、外拓、枯竭、欹侧、疏润、奇险、流畅、布白等元素，阴柔有纤细、迟涩、内藏、湿润、平静、致密、布黑等元素。两者交相辉映之“道”,书家持之守之,便催生出促进艺术发展的正能量,正如古人指出“惟感人,诸如高山流水、秋雨梧桐、平沙落雁、渔舟唱晚、二泉映月、万籁自然之妙有”,因为正能量,所以感人,所以会令赏析者不知不觉中被吸引、浸染、熏陶。

三是展览成为社会所需要的正境界。艺术以境界取胜,草书更以境界取胜,整个展览让人领略造化的神奇,领悟书法艺术的美妙境界,唐孙过庭《书谱》所形容的飘风骤雨、迅雷惊电、落花飞雪、奔蛇走虺、鸿飞兽骇之类的画面，一一展示在赏析者面前。每幅作品都会牵动人们无穷无尽的遐思遐想,这种让人遐思遐想的时空,就是“境界”,就是让人精神焕发的正境界。当然,这种“境界”不是凭空产生的,它深深根植于书家的生活。曹友琥先生对家乡、对自然、对社会,爱之深,情之切,所以境界具有深邃性、敏锐性、穿透力,直抵书法审美的本质,其自作词《千秋岁·千秋乡》便是具有正境界的一件成功作品范例。

三、克除“癫狂”,让草书回归理性

草书艺术确实是情感的喷发,书家极易进入癫狂状态,就似清书家汪士慎《绝句》中所说:“目眩心摇寿外翁,兴来狂草活如龙。胸中原有云烟气,挥洒全无八法工。”书家进入癫狂状态后,自然能摆脱任何世间清规戒律之束缚,寻找出一条心灵自由之路。比如唐代大部分草书家，“癫”和“狂”成为常态,达到忘乎所以，随心所欲的极端层级。“癫狂”使书家将规整的点画转变为“狼藉无处”之点画,这也是书法审美中的“狂放之美”。但是,这个过程并不容易,过于失控,作品的情感力度虽然加强,但自然常态思维下蕴藏着的敦厚和底蕴也丧失了许多。

曹友琥先生的草书,在痴情与理性中有着自己的定位,这与其性情气质有关,旷达但不狂放,崇尚的是一种行云流水般的畅快,如有缰之野马,进入有人之境,努力克除草书中的“癫狂”品质。正因此,他的草书才使赏析者感动,才使赏析者感到受益。一是理性让他的草书娴静悠然。展览中的所有作品都能让赏析者体会出一种自适的不疾不缓,因悠然自得而气定神清。他对于过分张扬的作品从来都不屑一顾,但对自已的情感力量却始终如一地坚守。二是理性让他的草书兴会快感。他的草书线条极具独特的表现性,在顿挫有致的节奏中,让人体会到一种书写的快感。20首家乡诗词首首像惊蛇出洞、蛟龙戏海一般,其中一个“神”字,异常兴会,最后一笔一般力势或上下一泄如注,或左右一以贯之,但他的最后一笔却向上反弹,这种物理般的神奇反弹极符力量的运行法则,这法则就是一种艺术的表现,就是一种审美上所说之“兴会”。三是理性让他的草书无癫无狂。同其他书体一样,草书也讲究中和、均衡和秩序。应该说,没有狂放情感的作品在历史上不是上上品,但东方民族的审美理想就是不喜欢“太”癫狂,这个“太”一般为人们所诟病,曹友琥先生就是把这个“太”字克除掉,以无癫无狂的状态表达极其充沛的感情。